用苹果广告平台副总裁Todd Teresi的话说，“信任是营销行业的基础”。苹果也会和TUNE协作，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，提供更多API及衡量方法来保证信息的透明度，其中包括一部分限制广告追踪、再次下载及延迟打开的用户数据，为开发者提供更全面的、情景化的数据信息，帮助开发者更好地进行用户分析。

　　作为媒介投资管理集团的群邑中国也有所行动，它的做法是在今年6月联合广告主、媒体、第三方监测公司以及中国媒体评估委员会（CMAC）共同发起一个“品牌安全倡议行动”。

　　腾讯选择在今年4月和AdMaster合作成立“广告反欺诈大数据实验室”。在腾讯看来，它在广告流量反欺诈的立场上，有两个出发点。“首先腾讯自己就是广告主，每年做App推广过程中都要花十几亿的预算，我们自己内部通过数据模型检测出来虚假流量的比例非常高；其次腾讯也是广告平台，每年承载着几百亿的广告预算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广告主的利益。”

　　复杂的利益博弈，让行业合作变得不那么容易

　　然而行业内的普遍共识是，流量造假的问题虽然严重，但解决起来会是个艰难又漫长的过程。表面上积极合作的各方，背后却有着各自复杂的利益博弈。

　　就连看上去最应该团结、被造假坑害最深的广告主，在问题上的态度也各有不同。

　　“中国一些电商对透明度并不提倡，一部分原因是最开始建立市场的时候，就没想过透明度这个问题。”TUNE HasOffers大中华区负责人Winson Peng对界面记者说，“他们希望所有数据都是对自己有价值的，不想和其他渠道和公司分享。这样就没办法建立信任，整个行业的透明化进程也会比较慢。”

　　“很多广告主选择观望，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想等别人摸索好了再加入。”张晓涓说，“媒体也一样，很多担心自己不作假，但是别人在作假，自己吃亏。”

　　行业的不信任还体现在对监测本身的分歧。比如作为科技公司的谷歌、Facebook和腾讯的确有数据分析的技术和权威，但作为广告平台和媒体，这种“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”的做法不免让人怀疑。

　　也有的广告主会考虑，单独花一笔钱在监测上到底值不值得。毕竟，监测工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按照AdMaster首席产品官邬剑给出的说法，第三方监测公司拿到的钱大概是数字广告总预算的1%-2%。

　　另一个重要问题是，什么才是值得监测的东西，以及如何定义虚假流量，行业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。1964年成立于美国的媒体评级委员会（Media Rating Council，MRC）为数字媒体环境制定的“可视性标准”更新于2014年，规定一则定义为有效的图片／视频广告必须符合：至少50%的广告像素在屏幕上呈现超过1秒／至少50%的播放器出现在屏幕中，并播放超过2秒。

　　虽然宝洁支持这套标准，但宝洁首席品牌官 Marc Pritchard却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之前它并没有被广泛采用，因为每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发明出来，就会出现‘我的平台是特殊的’、‘我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测量标准’或者‘我们公司对特殊客户有一套更好的标准’这样的声音。复杂至极，我们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。”

　　在数字广告狂飙突进式的增长中，更多的广告主开始像宝洁一样反思先前盲目的投放策略。不过最终，“广告有一半是浪费的”或许依旧是个永恒的问题，毕竟，广告欺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利益问题。